扶贫模式创新的中国奇迹

撰文/本力，经济金融网主编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明确指出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五年来，党中央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开创了扶贫开发事业的新局面，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一具有历史性重大意义的阶段，中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堪称扶贫模式创新的中国奇迹。

人类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面对复辟后的法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社会，雨果在《悲惨世界》一开篇就写道：“本世纪的三大问题是，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但是，从理论和人类关于扶贫的实践经验来看，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在缓解贫困上获得长足的进步，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曾指出，“中国推行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减贫战略相结合的方式,使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但仍然长期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或者矛盾。那就是，一方面很少有扶贫这种既能体现效率又推进公平的伟大事业；同时，另一方面，扶贫往往也会同时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甚至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前几年甚至上演过“热烈祝贺我县成为贫困县”的荒诞剧。而今，中国在扶贫的制度创新这一重大问题上获得突破，在大规模人口脱贫这件事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独特的智慧和方案，而这方面的总结和探讨才刚刚开始。

首先，这一扶贫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定位和发挥政府的作用。扶贫作为有着“市场失灵”特征的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和推动。从制度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也都有着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以及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等的经典论证。在其中，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近年的实践中，企业等微观组织的大规模、深度参与，以政企合作的方式重构了政府完全主导扶贫的既有模式，有效破解了机制上的诸多难题。在其中，恒大集团对地处乌蒙山区的毕节市的扶贫模式最有典型意义。恒大集团层面成立了扶贫办，相应地方政府也成立了有恒大参与的扶贫管理公司，建立政企联系会议制度，恒大选派的管理骨干与毕节市委、市政府从全市抽调的优秀干部混合办公。政府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企业的项目管理、执行、技术优势得到完美结合。尤其是恒大与当地政府一起，运用市场手段把分散的土地适度集中，连片建设产业基地，这是单一的政府或者企业行为都很难做到的。恒大集团还以其房地产开发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决策执行效率高的特点，在安置项目等方面与政府各司其职，形成强大合力。

其二是产生有激励机制的规模效应，改变整体生态。在其中，恒大集团对地处乌蒙山区的毕节市的扶贫模式最有典型意义。一是在覆盖面和数量级别上的规模效应。该企业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帮扶毕节市大方县，到2018年底实现该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从2017年5月开始，已由整县帮扶扩展到毕节全市十个县区。二是从单一的捐资转变为立体帮扶，从单一的扶贫转变为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态。尤其是通过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优势，因地制宜帮助当地发掘、开发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帮扶模式。还通过整合产业化各个环节，为贫困农户规避市场风险建立了有效的市场化合作机制。恒大助力毕节发展50万亩高产优质牧草料基地，光这一项就能带动当地创收约8亿元。正如世界银行前专家威廉·伊斯特利《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所述，针对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制定出合理的激励方案，要比单纯的投资借贷和援助更为有效，同时可有效解决代理人问题。

其三是价值观层面的转变。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让人深思。扶贫不仅是经济的帮扶，更是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提升上的攻坚。在对基本丧失生产生活条件的贫困群众实施搬迁扶贫的同时，恒大集团这种大规模的就业扶贫、产业扶贫等方式是长效的脱贫机制，在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市场参与过程中，也发挥了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激发了当地贫困群众自强不息、改变贫苦面貌的信心和动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同富裕的理念深入人心，这是让人摆脱贫困的永久的精神源泉。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规模的扶贫减贫事业赢来了新的历史性的阶段，扶贫模式创新的中国奇迹必将掀开新的不朽篇章。